曹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居于枢纽地位的大作家，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进展尤其具有笼罩和覆盖作用。这种影响包括隐性和显性两个方面，他的生命形态、人格结构和创作模式对魏晋南北朝作家所产生的巨大的潜在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是没法用文字准确表述的。我们从现存文献上所看到的近乎零碎的记载，实际上远不能准确说明曹植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
曹植天资聪颖，禀赋卓异，很早的时候便显示出了他特出的文学天赋，后又以一篇《登台赋》而受到父亲曹操的赏异和宠爱。曹植虽为邺下作家中的晚辈，但他的作品很早就在文人中间传诵，并受到高度赞扬，如陈琳《答东阿王笺》中说：
昨加恩辱命，并示《龟赋》，披览粲然。君侯体高世之才，秉青蓱、干将之器，拂钟无声，应机立断，此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夫听《白雪》之音，观《绿水》之节，然后《东野》、《巴人》蚩鄙益著。载欢载笑，欲罢不能，谨韫椟玩耽，以为吟颂。
曹植的才气和文采，受到邺下文人的普遍赞誉，著名作家和艺术家邯郸淳称之为“天人”，大才子杨修对他更是赞不绝口：“伏惟君侯，少长贵盛，体发、旦之资，有圣善之教。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而已，不复谓能兼览传记，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陈，度越数子矣。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竦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无得逾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对《鹖》而辞，作《暑赋》弥日而不献，见西施之容，归增其貌者也。”
曹植确实才华出众，文采粲然，但陈琳、杨修等人的颂扬也很显然有溢美之辞，有讨好这位贵公子的嫌疑。曹植虽然在建安时期便文名大盛，但他的创作对邺下文坛未必有什么影响，因为如前所说，七子等人都是他的师辈，他能“含王超陈”，只能说曹植广采博取，转益多师，因而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已。相比之下，两位历史学家的评论应该更平允和可信。
鱼豢赞叹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
陈寿在《魏志》本传中评论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
曹植以其卓越的文学才能，在其生前便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深刻地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并在南朝达到了他声誉的最高峰。
文化的记忆总是有选择的，文学影响的程度和范围也总是受到读者期待视野的决定，总体而言，曹植对正始文学的影响主要在内容精神和创作风格方面。正始时期在政治形势、文化精神和创作风格上是曹植时期的自然延续，只是政治局势更加严峻，士人的处境更加艰难，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也更加深广。
“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沿袭“建安风骨”而深化之。曹植自叹为“未知命所钟”的“方舟”、飘荡不定的“飞蓬”，欲寻栖息之地和所由生的“根荄”，而阮籍则径直表达无路可走的痛苦，《晋书》本传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阮籍借助玄思，将这种痛苦涵茹体味，使之达到生命哲学的高度。
嵇康则不愿有什么济世大志，唯求“心不存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故而山涛荐他做官，他责备山涛“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他唯求保持灵魂的纯洁和人格的独立。“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嵇康、阮籍的创作为“建安风骨”增加了新的内容。
西晋文学“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总体而言，它主要继承了曹植创作中辞采方面的成就。西晋文人热衷政治，又没有远大高尚的理想；喜好艺文，又缺乏真挚、深沉的情感。陆机继承了曹植的辞采而变为“繁缛”，潘岳继承了曹植的生命意识而变为哀伤，左思继承了曹植的慷慨之情而演为“左思风力”，刘琨于国破家亡之际，弃虚玄而伤败亡，以“凄唳之词”表其“清拔之气”。
然总体而言，他们的思想和情感都缺乏深度。此时曹植的文学成就还处在潜在的影响阶段，他的卓越成就和重要地位还没有被明确、理性地意识到，如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陆机和挚虞都没有对曹植有特别的认识和明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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