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于公开发表《陶渊明“始家宜丰”说献疑》论文，笔者当时没有涉入到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领域，只是在最近五年才开始对陶渊明“始家宜丰”进行深入地探索。因此，把先生的这篇文章与陶渊明“始家宜丰”有关的文章一并纳入了研究范围。先生在文中提出许多对陶渊明“始家宜丰”考证的疑问，笔者相当重视，不敢懈怠，求索于与陶渊明相关的历史典籍中并加以印证。最近，在与同乡陶渊明研究会成员探讨陶渊明“始家宜丰”时，听闻先生于年出版了《陶渊明年谱考辩》著作，于是购得先生此著作加以研读，现有几个问题与先生商榷。
首先，先生在文中多次提到宜丰与九江相距一千里，可见先生没来过宜丰，对宜丰的地理位置不知晓。其实宜丰与九江直线距离仅为公里，如沿锦江到赣江再到鄱阳湖，辗转也才公里。另外发现先生文章观点仅依据年出版《陶渊明始家宜丰资料集》得出，是不是太片面了呢？笔者认为《陶渊明始家宜丰资料集》存在问题较多，并不能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出陶渊明“始家宜丰”的史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查阅原始史料。先生在《陶渊明年谱考辩》提到：“关于渊明「始家宜丰」问题，本书不作详细考辩，可参见拙作《陶渊明「始家宜丰」说献疑》。”由此说来，先生个人已将《陶渊明“始家宜丰”说献疑》一文当作陶渊明“始家宜丰”说的盖棺定论了。为此，就文章中的几个问题来共同商榷。
由于正史没有记载，仅有《太平寰宇记》的“图经”一说，故先生指出“我们不相信沈约，也不相信萧统，却相信不知作者也难知年代的《图经》，是否有些舍本逐末、轻重倒置？”可以说这个观点代表了目前陶学界对陶渊明“始家宜丰”说的普遍认知。《太平寰宇记》所引的《图经》早已散佚，故才会众说纷纭：一是《图经》可信度不高；二是《图经》乃是南宋的《新昌图经》，属于时任新昌（今宜丰，以下均同）知县赵纶踵事增华；三是干脆就认为《太平寰宇记》没有所谓的《图经》，乃是后世窜入，可谓百口莫辩。先生又提到：“面对匮乏以及不可靠的文献资料，我们应该从《陶集》中发现蛛丝马迹，作综合的理性的思考和推断。因为《陶集》是最真实的证据，一般而言，内证比那些晚出的文献资料更可靠。”可问题是能做到吗？世人都知道中国文字博大精深，不仅存在多音字，而且词义泛宽，需要结合上下文字来判断其本意。特别是惜字如金陶渊明诗文，在缺乏上下文字来判断的情况下，就只能靠发挥想象了，而这个想象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意识和态度，因此一些对陶渊明诗文的解读同样是不可靠的。
一、《图经》问题
《太平寰宇记》中有“〈图经〉云：「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原文是没有断句的，通过不同方式的断句就会决定不同的考证观点。
一是，如果断句为：《图经》云：“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则《图经》应是出自宋代初期，《太平寰宇记》是引的全文。按《太平寰宇记》记载，新昌县置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年）。《太平寰宇记》一般公认为最晚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年），故才有关新昌县的记载，符合史料记载。从而可得出《太平寰宇记》所引的《图经》，从编纂到付梓仅花费两年多时间。在古代，利用两年多时间来付梓方志是有案例的，如南宋熊良辅《宋宝庆新昌图经序中》有：“又二年，功成。”又如清康熙年间新昌知县黄运启于康熙壬寅（公元年）到任，在康熙乙巳（公元年）就付梓《新昌县志》，同样也是两年多的时间。
何况在南宋之前存在《图经》是不争的事实。南宋熊良辅的《宋宝庆新昌图经序》中就可给于答案：“邑旧有图经，兼举而并载之宜也。”又“建炎中，邑燬于兵，官府与典章因循简陋。有如旧令尹之告新令尹，则所谓图经者，取具临时謄写以相授。其文字伪舛寖多，中间尝加是正，且锓诸木。僅可少振前陋，而门目登载，犹失刊润。”也就是说在宋建炎年（公元年）之前，新昌县就存在《图经》。另从《太平寰宇记》引文惯例看，乐史几乎没有在引文基础上再加注说明的现象。所以，如果按“《图经》云：「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来断句，《太平寰宇记》引用的是宋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年）前编纂的宋初《图经》。
二是，如果断句为：《图经》云：“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则《太平寰宇记》可能引用的是北宋之前的《图经》，所以用“宜丰，今新昌也”这句来交待地名的变迁。查宜丰地名沿革，清康熙乙巳《新昌县志》载：“梁初复置宜丰，隋开皇九年并宜丰、康乐、望蔡入建城。”又：“（唐高祖武德五年）又置望蔡、华阳、宜丰、阳乐四县。”又：“（唐高祖武德八年）华阳、望蔡、宜丰、阳乐入高安。”此段时期，宜丰变迁过程是：隋开皇九年（公元年）废宜丰，到了唐武德五年（公元年）又置宜丰，旋于唐武德八年（公元年）又废。宜丰学人考虑到唐武德年间宜丰建县仅三年就废，故有《图经》产生于梁陈的说法。宋置新昌与宜丰最后被废相距年，期间经过唐至五代的多次战乱，如果唐武德八年（公元年）之前，但违背了《太平寰宇记》引文的惯例。
尽管宜丰被废，但地名还存留民间，这块区域仍在称宜丰。这种现象在近代也存在，新昌自公元年改名宜丰，尽管距今有年，但新昌之名仍经常使用，如新昌镇、新昌古城等等。因此，无论怎样断句，“渊明始家宜丰”之说的源头肯定早于北宋，最近可追溯到唐武德八年（公元年），与陶渊明去世时相差年。
吴国富先生在其年公开发表的《略论陶渊明始家宜丰起源于南宋「图经」》一文中认为《太平寰宇记》所引《图经》是南宋的《新昌图经》，故认为《图经》一说非《太平寰宇记》原文，而是后世故意窜入。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对宜丰历史的变迁和《新昌图经》产生的原由不清楚导致。
先生文中提到：“王象之《舆地纪胜》、傅实之《涥熙四年重修陶靖节祠堂记》、《明一统志》、胡思敬《盐乘》，皆袭《太平寰宇记》所引《图经》之说，绵延千年不绝。”然而，通过仔细阅读上述记载原文，且不说《舆地纪胜》引的是“古《图经》”，内容又与《太平寰宇记》不同，单《涥熙四年重修陶靖节祠堂记》就没有《图经》说的影子，就连胡思敬《盐乘》在其“陶潜列传”中只述道：“王谟「豫章十代文宣略」云：考通志，渊明故里凡三处，一在瑞州新昌东二十五里。图经云：陶公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可见胡思敬言论是出自王谟《豫章十代文宣略》，而且仅仅是作为佐证来出现。先生把“原罪”全归咎于《太平寰宇记》，无非认为《太平寰宇记》是陶渊明“始家宜丰”的孤证，而事实上根本不是。
那么，王象之《舆地纪胜》中的“古《图经》”又是怎么回事呢？《舆地纪胜》成书于宋宝庆三年（公元年），刚好比《新昌图经》晚一年成书，倒是“陶渊明读书堂”引《新昌图经》中全文的可能性最大，并非先生认为的是在《太平寰宇记》基础上踵事增华。而《新昌图经》又是从宋初的《图经》赓续而来，故“古《图经》”同样是指宋初的《图经》。想必先生没读过《宋宝庆新昌图经序》，故才会有这样的判断。另《新昌县志》的“形胜”中也有“山环若城，水绕如带”的描述，并注明出自“古《图经》”，道理与上面所述一样。先生的观点让人认为《太平寰宇记》仅一条记载“渊明始家宜丰”，后世都是在这条的基础上继武赓续，这有可能吗？
二、《陶集》
先生认为“因为《陶集》是最真实的证据，一般而言，内证比那些晚出的文献资料更可靠”，故《陶渊明年谱考辩》中大量的篇幅是通过《陶集》来考证，可见先生对《陶集》顷注大量的心血来研究，按理应不会放过《陶集》中的每个人物，但偏偏对《陶集》中出现的“家叔”和“从父夔”只字不提。在《陶集》中，陶渊明连自己父亲的名号都不愿提，却列出“从父夔”，可见陶夔在陶渊明心目的地位非常重要，甚至超过其父亲。“从父夔”出现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君府君传》中，对一个能破解陶渊明身世的重要线索弃之不理，可见所谓“内证”还是有选择性的，“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做法有失公允。《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君府君传》不但透露出陶渊明与陶侃的关系，而且也表明了陶渊明与陶夔的关系。文章中陶渊明直呼“长沙恒公陶侃第十女”，完全不顾忌避讳，反而对孟嘉和陶夔两人均遵循避讳，仅凭这两点则足以对《宋传》和《萧传》提出质疑。先生在《陶渊明年谱考辩》中提到：“各地民间的陶氏宗谱，多载陶渊明之父陶敏。惟宜丰《秀溪谱》称渊明父为陶回。”可见宜丰《秀溪谱》是众多陶氏宗谱中的异类，反之也是向世人展示其特殊的价值。
历史上关于陶夔资料非常少，但仍可知其大概。陶夔乃丹杨人，晋太元十九年（公元年）任江州晋安郡太守，期间作《闽中记》。陶夔生年不详，但卒年可查，据《魏书僣晋司马叡》载:“尚书陶夔迎德宗达于板桥，大风暴起，龙舟沉浚，死者十余人”东晋义熙元年（公元年），陶夔死于迎接德宗时的意外事故。陶夔是陶基之后。陶基生二子，一为陶璜，二为陶抗。陶抗子为陶回。陶渊明尊称陶夔为从父，则与陶基这支存在关系。可见宜丰《秀溪谱》称渊明父为陶回并非空穴来风。现秀溪陶氏集居地乃是东晋时期康乐县管辖之地，《晋书》载：“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韩晃，以功封康乐伯。”晋咸和四年（公元年）陶回功封康乐伯。吴国富先生在《陶渊明寻阳觅踪》中对陶回、陶夔与陶渊明的关系作过论述，他的结论是：“桓玄辅政，事在晋安帝元兴元年（年），故刘耽追赠左光禄大夫以及陶夔任太常卿也在此时。陶渊明在文章中提到陶夔，并称为从父，可见他应该就在跟随桓玄时认识陶夔，攀上这门亲戚。”其主要依据是：“（陶渊明）四十一岁才得到陶夔的帮助，谋任彭泽令。如果他与陶夔一直有密切关系，则早在太元末也就是三十二岁前就应该得到晋安郡太守陶夔的帮助。”很显然吴国富先生是根据《陶集》中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君府君传》来判断的，并没有更多的依据，但忽略了《归去来兮辞》中有“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这句，即存在“陶夔有心帮助，而陶渊明无心做官”的可能。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陶渊明在其为数不多的作品中两次出现陶夔，可见陶夔在陶渊明的心目中份量很重。如果陶渊明与陶夔是攀附关系，则陶渊明将陶夔写进其作品则是刻意的，这与他一贯的处世态度绝然不同。二是不能认为陶渊明作品中没有出现陶夔之前，就轻易地下两人不相识的定论。相反，陶渊明“始家宜丰”说则可以解释这种非攀附性质的“从父关系”。
吴国富先生在《陶渊明寻阳觅踪》中根据目前有记载的史料列出陶回、陶夔、陶渊明各自存在的世系，推断出“从父关系”。这是目前笔者第一次看到将陶回、陶夔、陶渊明世系同时对比的案例，对理解“从父关系”非常有益，有助于从中探索其他“从父关系”关系的可能。
陶回：①陶敦-②不详-③陶谦-④从子陶基-⑤陶抗—⑥陶回
陶夔：①陶敦-②不详-③陶谦-④从子陶基-⑤陶璜—⑥不详-⑦陶夔（渊明从父）
陶潜：①陶敦-②不详-③陶同-④陶丹-⑤陶侃—⑥陶茂-⑦不详-⑧陶潜
而笔者认为，陶渊明“始家宜丰”说的出现，则向世人提出存在另一种“渊明从父”关系的可能：
陶潜：①陶敦-②不详-③陶谦-④从子陶基-⑤陶抗—⑥陶回-⑦不详-⑧陶潜
陶夔：①陶敦-②不详-③陶谦-④从子陶基-⑤陶璜—⑥不详-⑦陶夔（渊明从父）
可惜的是，因《秀溪谱》，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尽管宜丰《秀溪谱》称渊明父为陶回与“公认”的史料相悖，且年龄上也存在巨大差距，但秀溪陶氏尊陶回为祖，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应称渊明父为陶回，就遭全盘否认。先生认为：“至于《秀溪陶氏宗谱》，对渊明故里、渊明父名等记载不一，非常混乱。总的看来史料价值不高”，可见先生并没有看出这一点。
千年来，人们耗费大量精力来研究陶渊明身世，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现象。陶渊明的身世之所以成为公案，就是从《宋传》和《萧传》开始，把人们的思维和研究方向给固定住了，进而在里面不断地填充内容。笔者人为，到目前为止，事实上没有任何突破，反而质疑声更此起彼伏，“陶渊明公案”一直悬而未决。
先生在文中最后提到：“笔者虽怀疑渊明「始家宜丰」说，但宜丰陶氏后裔绵绵不绝，与渊明有关的遗迹甚多，袁行霈先生称此现象为「察无实际，事出有因」。如果有因，因在何处？值得追问。这是令古今学者困惑不已的问题。笔者以为《秀溪谱》、康熙《新昌县志》既误以为陶回为渊明父，而又曾封康乐伯，那么，渊明「始家宜丰」说，是否与陶回有关？且以讹传讹呢？”这是先生是在等待一个答复吧。最后以唐代颜真卿的一首《咏陶渊明》诗赠之：
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
狙击不肯就，舍生悲缙绅。
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
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
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
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
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
其中“自以公相后”一句，愿与先生共揣摩。
壬寅立秋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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